“核谈判”始终是特朗普两届政府的重要议题之一，尽管其政策方向不断调整。现任期内，美国一方面推动核大国缔结条约，宣称致力于“无核化”；另一方面则对潜在有核国家施加制裁与军事压力。2025年6月22日，美国对伊朗三处核设施进行打击，标志着美方再次直接介入伊核问题。然而，与对伊政策相比，当前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仍显模糊，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脉络中检视其可能的延续或转向。
本文尝试将美朝关系置于现代西方与“他者”结构性冲突的背景下，探讨敌意话语的形成机制，并借助后殖民主义与反思现实主义理论，剖析美国对“流氓国家”政策中的矛盾逻辑。本文特别关注两种竞争性地缘政治话语——“文明使命论”与“现实政治论”——如何塑造了美国对朝态度，并加深了其国内关于朝鲜问题的战略分歧。
通过回顾特朗普政府在2018至2020年间的现实主义转向，本文分析了美朝关系在这一时期的意外缓和，以及其背后的战略动因。文章主张，真正和平的对话有赖于超越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框架，建立更具对话性、平等性的谈判机制。朝核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地区，更关乎美国自我认知与对“第三世界”的霸权姿态能否实现根本转型。
从历史角度来看，朝鲜长期被建构为“野蛮—恐怖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东方噩梦”的“他者”，成为美国“文明使命”战略的目标。这一“他者”形象始于19世纪末，在“炮舰外交”胁迫下，封建国家朝鲜被迫向西方开放；而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以空袭和核威胁对其实施大规模暴力，将其作为种族化的“共产主义敌手”。冷战结束后，朝鲜则被归入违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普世规范的“流氓国家”与“邪恶轴心”行列，因此长期遭受制裁与孤立。
本文从理论上超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均势”与大国博弈的狭隘理解，有助于理解美国对第三世界的自由帝国主义式外交逻辑，质疑“文明使命论”的合法性，并为美朝关系提供更具反思性和道义基础的认知框架。对 “文明使命”与“现实政治”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推动跨越主义—文明边界的对话范式，寻求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可能。
过去几个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受制于欧洲中心的文明标准。这种建立在自由主义和普遍历史观基础上的世界主义西方理想，塑造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国际秩序：非欧洲国家被视为落后、野蛮，不适用于欧洲的国际规范。它们不仅被排除在“合法敌人”（lawful enemy）和“正当敌人”（Justus Hostis）等普世法律原则之外，还被置于需要“文明化”干预的地位。
“文明使命论”在启蒙运动后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重要合法化工具。美国作为一个融合自由主义、基督教与种族主义思想的西方大国，也构建了野蛮与文明二元对立的帝国主义叙事。这种叙事贯穿于“文明使命”与“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之中，成为其对外干预与扩张的核心正当性基础。
（二）文明使命”在当代：流氓国家和“核东方主义（nuclear orientalim）”
冷战结束、联合国体系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与多元主义视角，但两极格局的瓦解却重新激活了自由主义下的文明分野。在单极体系中，“文明使命论”再度抬头。
“流氓国家”概念的安全化话语正是这种二分结构的体现。这一概念重新引述了过去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认定某些国家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即开放的对话与协商的自由区域之外。而其纳入标准是由美国外交政策精英所构建的社会性标准，用以填补苏联解体后美国面临的“威胁真空”。
与此同时，“核东方主义”话语将西方国家描绘为“更成熟、更负责任”的核国家，而将非西方国家的核追求视为“非理性、危险”，需要遏制与干预。核不扩散条约（NPT）和全球核秩序中有核/无核国家的二元界定也体现了这种文明等级逻辑。
“自由主义外交谱系”是美国长期干预主义政策的叙事模式，特别是在“9·11”之后对“邪恶轴心”国家的安全建构中，它再次激活了“文明使命”的逻辑。
新保守主义的历史解释与美国救世民族主义话语加剧了以敌人为中心的“极端敌对政治”。这种敌意话语导致美国外交空间被压缩，持久战争一再延续。例如，自由主义在全球推行社会工程的冲动暴露出其民族自决与帝国主义干预之间的根本矛盾：只有效忠美国模式的国家才被视为主权正当者。这使美国难以与“非自由”敌人展开有效外交，深陷干预泥潭。最终，后“9·11”时代长达二十年的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实验，以2021年美国仓皇撤出阿富汗惨淡收场。
为摆脱自由主义外交的悲剧性逻辑，作者认为可以重新关注现实主义传统。具体而言，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遵循强权政治的原则可以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在反思现实主义（reflective realism）学者看来，权力政治不仅包含现实主义的理性政策，更包括提倡关键美德（自我克制、审慎和尊重他国利益）。因此，现实政治思维能够促进国家间对话、谈判、调整，并最终根据均势原则达成妥协。
基于此，对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读可以为国际政治提供一种批评自由主义战争道德化的和平主义框架，通过勇敢地接受现实政治的残酷性，呼吁道德勇气和地缘政治上的同理心。因此，在全球核秩序议题上，现实主义理论指出了美国在核威慑政策上的“虚伪”和双重标准。
从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战略轨迹中可以看到，“文明使命论”和东方主义谱系的“霸权范式”占据着美朝关系的主导地位。从19世纪美朝冲突被认为是“与异教徒的小战争”，到冷战时期朝鲜被描述为“简单、原始”的野蛮民族，这些种族、殖民主义思想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军事暴力的实施方式产生了明确的影响，也反映出殖民战争的逻辑。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将朝鲜构建为“流氓国家”的典范，以弥补其全球安全想象的“威胁真空”。此时美国对朝鲜的主流看法建立在其“安全化范式”（securitization paradigm）之上，由此形成的关于朝鲜核问题的两党共识牢不可破，使得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无法对这一共识产生撼动：克林顿政府尝试以“佩里进程”和朝美核框架协议缓和局势，却受到结构性怀疑的阻碍；小布什时期，朝鲜 “邪恶轴心”的敌意话语在高压政策下强化；奥巴马政府试图淡化新保守主义范式，但其政策并未跳脱出“流氓国家”分析框架和核东方主义，仍隐含美国固有的干预主义目标。
Roland Bleiker等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美国自由主义建制派应该尝试理解朝鲜的安全困境与其核追求背后的理性逻辑。虽然朝鲜对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负有一定责任，但朝鲜曾在朝鲜战争中遭遇美军毁灭性空袭和来自美方长达半个世纪的核威胁，这一安全困境在苏联解体后更加严峻。从朝鲜视角看，美国是修正主义大国且数次违反承诺，因此朝鲜的不对称核战略成为其生存手段的理性选择。
现实主义否认对国家的道德和规范划分，主张所有国家皆是自利的生存博弈者。因此，朝鲜的核策略源于其生存需要，核威慑反而会带来区域稳定。进一步讲，跳脱出传统的“无核化”论点，承认朝鲜是事实上的核国家，以制度性安全保障缓解其不安全感，并承认其国际合法性，有望建立一种冷战式、恐怖平衡下的稳定共处关系和理性威慑，成为半岛危机管理的务实替代方案。
特朗普就任总统及其对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异端质疑反映了美国国际结构性力量的相对衰弱。因此，特朗普政府旨在放弃不可实现的“单极范式”，转而重新关注“大国竞争”的旧传统范式。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战、退出多边组织在内的多项措施都与其“强权愿景”非常一致，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明确和解释了这一现实主义原则。
作者认为，特朗普主义也代表了美国对其与第三世界关系的集体反思。其反干涉主义立场和在任期内几乎没有将美国与威权主义他者的冲突道德化的行为超越了占主导的善恶二元本体论。这强调了均势思维，而非国家建设的普遍主义范式。
基于以上思想，特朗普政府试图对朝鲜采取另一种现实主义政策，其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他者”的多元主义定义：就身份政治而言，特朗普几乎没有根据政权性质标准使用常见的他者化、安全化和污名化等话语机制，而是基于现实主义本能地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多元主义，运用同理性的表演政治与和解的批判理论，强调其本人与金正恩的个人友谊。在这一独特的本体论框架内，美国政府进一步承认朝鲜领导人在国际体系内的“合法敌人”地位。
（2） 非自由主义议程：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双边外交被重新表述为“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易和讨价还价”。在该阶段美国与朝鲜之间的河内/新加坡核谈判中，几乎没有“核不扩散条约”或者人权问题政治化等传统自由主义议程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强权政治（Machtpolitik）和“硬碰硬”的修辞话语。
（3）承认敌人的安全关切：特朗普罕见地承认了美朝之间安全关系的互动性。长久以来，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洲际导弹计划被视为国际不稳定的根源，而美国对其构成的巨大威胁被安全叙述简单抵消。特朗普政府正式承认了美国方面的激进和挑衅性，与国内建制派分离。这实质上在朝鲜半岛形成了短暂的缓和局面，同时使美国政府获得了足够的意识形态空间以寻求与极权主义政权“讨价还价”的可能性。
不出意料，特朗普在朝鲜政策上的范式转变受到了来自建制派的强烈挑战。叙事的改变对美国自身构成了本体论威胁，也进一步引发了白宫内部的派系斗争，包括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解雇。
自2022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身份/差异化政治和自由主义霸权的正统教条再次回归。通过对特朗普主义的批评，道德化的宏大叙事再次将朝鲜他者化为“流氓国家”，排他性的地缘政治想象和对核不扩散条约的重申迫使朝鲜以暂停4年的导弹试射作为回应。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美国的对朝政策回到了“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上：只是空喊无条件对话的口号，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此背景下，“军备控制学派”（arms-control school）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中的崛起少数派。传统上完全验证的“无核化”完全忽视了朝鲜本身的安全困境。相比之下，军备控制方法寻求与朝鲜达成“现实“的交易：一方面，该学说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其终极理想，并通过最小化发生战争的风险来创造地区稳定，即”在一段时间内默许朝鲜的核武国家地位，同时遏制其核武器发展和使用现有武器”。另一方面，号召美国通过各种话语构建以降低朝鲜的过度紧张，启动信任建立进程，同时又保有美国进行核威慑的先发制人打击能力。
该设想追求中间妥协，虽无法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与反身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相匹配。通过一种过渡折衷主义，避免灾难性的军备竞赛和核升级。
本文发掘了朝鲜核问题的核心，通过从历史维度和理论层面对美国“文明使命论”的矛盾之处进行延展，批判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他者化本质加深了朝鲜的安全焦虑，使朝鲜半岛局势走向极端。具体到外交政策层面，作者认为特朗普任期下的美国采取的现实政治路线更有利于缓解美国与非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提供更多良性的互动，而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政治遗产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摆脱旧的本体论假设和进行反身性拷问，以走向更多对话和平等的谈判，乃至促使美国的第三世界帝国主义情节进行彻底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