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国家在大国竞争中避免选边站的行为越来越成为一种研究热点。相比之下，对于大国如何应对这些国家的“对冲”行为，研究仍然较少。本文聚焦“高价值”的对冲国，
大国倾向于迁就这些国家的对冲行为，而不会试图强迫其明确站队。原因在于，失去高价值对冲者的可能性及其代价难以承受，因此大国倾向于采取稳妥的应对方式。具体而言，守成大国通过强调维持地区权力平衡的承诺安抚对冲国，而崛起大国则通过展现善意消除对方疑虑，以表明自己并无恶意。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选择了20世纪初英德对荷兰对冲行为的应对以及当今中美对新加坡对冲行为的应对作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这些案例表明，大国对高价值对冲国的容忍不仅避免了直接冲突，还可能进一步强化这些国家的对冲强度。本文强调了次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能动性和“大国-次级国家”关系的辩证性。与传统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即使大国竞争加剧，IM电竞控股有限公司次级国家的对冲策略空间并未缩小，大国反而会对次级国家实行迁就和安抚策略。
文章首先介绍了对冲策略的概念，接着分析了大国为何容忍高价值对冲国及其采取的不同策略；然后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英国、德国、美国和中国如何应对次级国家的对冲行为；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次级国家能够采取两种理想战略：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ning）。当次级国家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会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时，它会选择与一个守成大国结盟以制衡该崛起国；而当次级国家认为对威胁其自身的大国进行制衡并不会带来多大好处时，便选择与之结盟，以免受到胁迫，或是确保经济收益。制衡-追随二分法的局限性，加之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绝对的制衡或对冲行为，国家往往采取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政策，促使学者们逐渐关注更加细致的概念，例如“软制衡”（soft balancing）或“对冲”。一般而言，对冲是次级国家的一种战略。在这种战略下，次级国家表现出一种模糊的立场，不与任一竞争中大国结盟，并（或）同时维系与各个大国的关系。当次级国家意识到崛起的大国能够威胁其政治自主性，但尚未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且对于守成大国遏制该崛起国的能力存疑时，便可能采取对冲战略。
如今，对冲往往被用来解释当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政策。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东南亚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国家均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对冲战略。既有研究多从安全与经济关系的角度解释对冲的定义与动因，即认为对冲是兼顾安全与经济考量的战略。本文认为，无论国家是否将经济利益纳入考量，对次级国家而言，安全和风险管理才是决定其采取对冲策略的核心因素。
基于此，对冲可以被理解为安全领域中的不结盟行为，既可以表现为次级国家与竞争大国之间没有建立安全关系，也可以表现为次级国家与两个竞争大国都建立了安全关系，并保持同样的合作强度，不偏向任何一方。此外，对冲不仅有别于制衡与追随，也不同于非正式结盟。非正式结盟能够体现出次级国家倾向于某一竞争大国的立场，而对冲则是将与各个竞争大国的安全合作（或不合作）关系保持在相同水平。
此外，对冲还与次级国家对安全风险的感知，而非直接的威胁有关。威胁通常表现为明确的、具体的短期危险。与之相对的，风险是对行为体是否具有造成伤害的能力与意图的不确定性。当面对来自大国的威胁时，次级国家通常选择制衡大国，如果制衡无效，便追随大国，而不会选择对冲。然而，当次级国家“更关心如何管控安全风险（即潜在威胁），而非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时，它们更有可能采取对冲战略。
从管控风险的目的出发可以进一步明确对冲的分析范围，有助于理解次级国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所面临的特定困境，以及做出对冲的原因。为了保障安全，次级国家需要依赖大国的庇护，但对哪个大国最终会胜出并不确定。加之对可能遭受报复的担忧，以及对“下错赌注”带来的后果的考虑，促使次级国家选择采取对冲战略。当一个次级国家的战略价值越高，其所感知的风险程度越高，采取对冲战略缓解风险的动机也更强。这种情况在那些具备成为“战争转折点”（war-tipping）潜力的次级国家中尤为突出，例如该国位于两个竞争大国之间，处于重要的地缘位置（例如海上咽喉要道），或因其具备相应的经济或军事能力，使其结盟选择足以对大国力量平衡产生显著影响。
“迁就”（accommodation）是一种通过让步来补偿，并满足对方利益，以改善关系或避免冲突的行为。在大国与次级国家的互动中，迁就可以表现为大国能够接受次级国家的对冲行为，并保障次级国家的安全。进一步说，大国在面对高价值的次级国家时，即使存在可行性，也通常不会试图改变它们的结盟策略。这是因为，如果次级国家认为某一大国试图削弱与压缩它的战略空间，便会重新评估相关的成本与收益，进一步调整策略。因此，大国需要通过相应的措施以安抚、稳定次级国家的选择。同样地，次级国家的战略价值越高，与大国谈判的筹码就越多，这也促使大国愿意对其作出让步。
那么，大国又是如何应对高价值对冲国的对冲行为？概言之，大国迁就的方式取决于后者对特定大国的认知。一般来说，高价值对冲国将崛起大国视为一种安全风险，而非直接或短期的军事威胁，而对守成大国的看法较为温和，但对其遏制崛起国扩张的能力和意愿存有疑虑。
无论是守成国还是崛起国，都认同迁就（accommodation）与安抚（assurance）是应对高价值对冲国的最佳方式，并且根据不同的次级国家进行调整。安抚是为了增强对冲国的安全感。守成大国往往通过展示其对地区安全（即维持力量平衡）的承诺来安抚对冲国；崛起大国倾向于通过表现克制及其他措施，表明其对对冲国没有恶意或侵略意图，增强后者对其的信任。具体而言，守成大国通过军事访问与演习、军事准入协议以及外交上的支持等表现其在军事与外交上的承诺，同时通过武器转让、安全援助与联合训练等，增强对冲国的军事实力与安全韧性。而崛起大国则会通过在军事与外交上保持克制，发起安全合作倡议与迎合对冲国的外交偏好等表明自身的和平意图。此外，崛起大国还会提供经济方面的激励，例如发起贸易协定与双边经济合作，以此证明自身的崛起不仅无害，还能带来实际收益。总而言之，守成国与崛起国在安抚高价值对冲国的措施上具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目的不同：前者旨在增强对冲国对其保障区域安全的承诺的信心，后者重在打消对冲国对其侵略意图的疑虑。
通常观点认为，随着大国间的竞争加剧，次级国家的对冲空间将会不断缩小。例如有一些学者便认为，对冲战略正逐渐消失，因为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两国越来越愿意冒险去改变次级国家的政策立场。本文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即使是对高价值对冲国的关系做出细微的调整，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反弹与严重后果。因此，由于失去高价值对冲国的风险与代价过于高昂，大国更倾向于接受次优选项，在竞争中减少牵扯到次级国家。这一说法以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维护实力均衡是维持现状与保障安全的最佳方式。相较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冒险与激进，这种方式遭受到的反制风险要低得多。另外，由于次级国家希望两边得利，即既获得大国提供的利益，又继续保持对冲战略，故大国提供给对冲国的奖励在更大程度上也是迁就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试图改变其结盟选择的手段。
20世纪初的荷兰并不具备保障自身安全的军事能力，因此自认为一个小国。荷兰地处英德两大强国之间，海岸线临近北海——未来英德战争的重要战场。这一地缘环境使荷兰不得不面对英德竞争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由于荷兰与德国接壤，加之德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也可能对荷兰形成支配。因此，荷兰视崛起中的德国为主要的安全风险来源。同时，荷兰担心英国军队难以匹敌德国军队，并忧虑英国在德国入侵时可能放弃荷兰乃至整个欧洲。此外，英国的海军力量对荷兰在亚洲的利益又具有关键作用，而这更是加剧了荷兰所处的困境。
20世纪初，德国海军实力迅速发展，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构成挑战。低地国家被认为是远征部队进入英国本土的最佳跳板与最可能的出发点。因此，荷兰在欧洲潜在战争中的战略重要性日益显现。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英国从1904年起便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一些了安全伙伴关系。即使荷兰具有相当的地缘战略价值，英国也并未强制将其牵涉进一些重要的战略安排中。
荷兰的这种中立态度被伦敦与海牙视作“神圣的政治教条”，这种中立对于英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英国希望荷兰加入协约国一方，但更愿意看到荷兰保持中立。这是因为，假如荷兰放弃中立，很快会被德国占领。一旦德国占领了荷兰，势必会利用荷兰的资源壮大自身海军实力。因此，直至一战爆发前，英国接受并迁就了荷兰的这种对冲政策，还明确宣布尊重荷兰的中立地位。尽管在战争初期，英国曾试图将荷兰卷入冲突，但很快便调整策略，专注于保持荷兰的中立。甚至在战争后期，英国战争内阁仍将“保持荷兰的持续中立”视为首要任务。
为了增强荷兰的安全感，英国在满足荷兰对冲需求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安抚措施，包括外交支持、制定相应的军事计划等，向荷兰表明维护地区安全的承诺，打消荷兰对其放弃欧洲的担忧。1908年，英国、德国与荷兰签署《北海宣言》（the North Sea declaration）。在英国看来，这个宣言并不具有相应的约束力，而是向荷兰发出政治支持的重要表现。此外，英国也支持荷兰在亚洲的利益，确保荷兰与其亚洲殖民地之间海上通道的安全，并在战争期间制定“S计划”，派遣远征军保卫荷兰海岸。
总而言之，英国在战争爆发前期，以及整个战争期间，对荷兰的对冲持宽容态度。在英国看来，支持荷兰的对冲战略有助于维持其独立，防止其向德国倾斜或被德国侵占，而这对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自1897年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以来，便将荷兰视为未来欧洲战争中的关键角色。对于德国来说，荷兰的中立不仅能保障德军在进攻法国时右翼的安全，还能阻止英国在荷兰部署远征军开辟新的战线。此外，荷兰的非交战国地位也有助于德国绕开英国的封锁，获取必要的粮食与原材料供应。因此，维持荷兰的不结盟状态并将其置身于冲突之外，是德国对抗英法计划的核心。
德国为了减轻荷兰对其崛起的疑虑，并防止后者倒向英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策略，包括外交克制、在安全领域建立信任的措施以及提供经济激励。例如，德国提议荷兰加入关税同盟（Zollverein），IM电竞控股有限公司以便荷兰的商品能够不限制地进入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德国市场。然而，荷兰担心这一举措会影响政治上的自主性，最终拒绝这一提议。此外，德国在外交上展现克制与对荷兰的尊重。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德国试图表现支持国际仲裁，以拉近与荷兰的关系。在1908年的《北海宣言》与《波罗的海宣言》（the Baltic Sea declaration）中，德国也尽力向荷兰传递善意，表明自己并无敌意。当然，也存在着德国对荷兰施加强硬态度的情况，例如关于埃姆斯河-多尔德河河口边界问题。该河口位于荷兰东北部与德国西北部交界，相关的边界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未得到解决。一战爆发初期，在德国海军的压力下，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使德国最终采取了强硬态度。但在1914年6月战争爆发后，德国又向荷兰保证，其仍将尊重荷兰的中立地位。
总而言之，荷兰作为在英德竞争中具有“扭转战争”潜力的次级国家，英德两国对其采取的对冲战略都保持着迁就与安抚的态度。英国的策略主要集中在通过保障荷兰的利益与防御能力维持其中立地位，而德国更注重通过经济激励与保持外交克制表明其并无侵略意图。
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新加坡普遍被认为是典型的对冲国，以“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为目标。对新加坡而言，美国的军事存在对维持区域安全不可或缺。同时，新加坡避免公开表态对中国实行制衡，且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外交和经济联系，甚至开展安全合作。不过，新加坡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表示怀疑，并对中美竞争如何演变，及其后果将会如何影响自身的安全与政治自主性十分担忧。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曾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像其他国家一样，新加坡同样感到焦虑。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施行对冲战略成为应对这一现实的务实方式。
对于美国来说，新加坡是一个有着高战略价值的次级国家，尤其因为其地处马六甲海峡，在可能的区域战争中具有“扭转战争”的潜力。同时，新加坡位于南海南端，处于涉及中美冲突的焦点区域。假如控制马六甲海峡，美国可以限制中国从印度洋的贸易与能源供应，同时为美国提供进入作战区域的稳定补给线。因此，新加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毫无疑问，新加坡的对冲战略限制了美国与其开展安全合作的能力。不过，美国一直选择迁就新加坡的对冲战略，并通过一系列的安抚措施向新加坡表明其为维持地区安全的承诺，缓解新加坡可能被抛弃的担忧。具体来说，美国通过提供军备设施以安抚新加坡。2021年，美国通过外国军事销售制度（Foreign Military Sales, FMS）向新加坡销售的军售总额达85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时批准了新加坡购买多达12架F-35B短距起降型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请求，总金额达27.5亿美元，此举将显著提高新加坡的作战能力。
美国还通过与新加坡开展安全合作表明自身对维护区域安全的承诺。2015年，美国发起“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MSI），意在提升东南亚国家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该倡议涵盖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文莱等。另外，美国也与新加坡在海军和空军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演习和训练，约1000名新加坡军人参加了在美国本土的培训和教育项目。
美国迁就新加坡的另一个重要策略涉及军事基地的轮换访问权限。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决定不再延长美国在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租赁协议，美国将“西太平洋后勤集团指挥部”（COMLOG WESTPAC）重新部署到新加坡。新加坡也在21世纪初翻修了樟宜海军基地，在2012年同意接纳美国最多四艘“濒海战斗舰”（LCS），并在2015年授权美国在其设施上运营P-8“海神”侦察机。
总而言之，美国在尊重新加坡对冲战略的同时，试图通过军事访问、演习和准入协议等方式安抚新加坡，并提供武器转让、安全援助以及联合训练，以增强新加坡的军事与安全韧性。这一策略能够确保新加坡在享受美国安全承诺的同时，又不陷入与中国的对立。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同样重要。仅2016年，中国有近40%的贸易与近80%的原油进口都通过了马六甲海峡，这更加凸显了保持马六甲海峡畅通的重要性。此外，新加坡位于南海——中国与多个国家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以及更广阔的印度洋，是进入第一岛链作战区的主要西部门户。因此，中国清楚地认识到新加坡的战略价值与“扭转战争”的潜力，故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愿意迁就新加坡的对冲战略。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即使中国存在实施强硬手段的空间，但其往往选择较为温和的手段。
另外，中国致力于在安全领域与相应的经济激励手段建设与维护与新加坡之间的信任关系。2008年，双方签署《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协议》（ADESC），允许两国军队进行联合反恐及常规训练演习。2019年，ADESC进一步升级，为两国海军在南海的联合演习铺平道路。此外，“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成为双方互利合作和鼓励有益交换的重要机制，中国也在2018年同意更新与新加坡于2009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文章通过聚焦于高价值的对冲国，探讨大国如何应对次级国家的对冲战略。本文认为，大国更可能愿意迁就高价值的对冲国，因为它们宁愿保持安全，也不愿冒险。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看法：大国竞争加剧时，竞争大国将加大对次级国家施压，要求其选边站。在实证分析部分，文章选取20世纪初英德对荷兰对冲行为的应对，与当今中美对新加坡对冲行为的应对，验证前述观点，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在迁就与安抚次级国家的策略上存在的差异。例如，德国和中国都通过在安全领域采取自我克制与外交、经济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向高价值对冲国表明它们无恶意或侵略意图；而英国和美国则通过展示其对区域安全承诺的迹象、支持次级国家的利益并增强其能力，来向次级国家保证安全承诺。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有以下几个方向。第一，为何以及何时大国会从迁就转向主动影响次级国家的结盟选择。更进一步说，单元层次的因素如何影响大国会在何时终止其迁就策略，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与结构层面的因素互动并产生作用的；第二，不同的次级国家在实行对冲战略时，如何影响大国行为。换言之，大国如何处理与回应那些战略价值相对较低的次级国家；第三，在大国竞争中，其他大国的介入会如何影响次级国家对冲战略的实施。
